1949年，台湾飞行员江富考驾驶C-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，不料，他刚启动滑行，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，塔台察觉急切查问：干什么？情况十分危急！
那不是一次普通试飞，也不是一次临时调机，1949年10月16日傍晚，在台湾地区嘉义机场，一架C-47运输机突然滑出停机位置。机舱里坐着江富考、周震南、石建儒、陈尚明四人，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，也很危险：把飞机飞回大陆。
难就难在，机场不是空的。江富考心里清楚，这架飞机必须一次成功，只要被拦下，连解释的机会都不会有。
他曾是受过训练的飞行员，抗战时期走进航校，学的是飞行，背后却是那个年代很多青年共同的想法：国家不能任人欺负。后来内战爆发，他在国民党空军系统里看见的，不再是单纯的军人职责，而是越来越深的疲惫和失望。
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江富考长期接触飞机，也接触一线官兵，知道很多人心里并不安稳。
战局变化太快，部队从大陆撤往台湾地区，不少人被裹挟着走，心里却还惦记着家乡和大陆。到了1949年，局势已经非常明朗。
南京、上海相继解放，国民党军政系统不断后撤。台湾地区的机场防范也随之加紧，尤其是飞机和飞行员，成了重点看守对象。
可越是看得紧，越说明有人想走。江富考不是一个人行动，周震南、石建儒、陈尚明和他一起参与这次计划，几个人都明白，想把C-47飞走，最关键的不是飞行技术，而是起飞前那一段。
飞机得有油。这件事听起来普通，却是行动成败的根。
没有足够燃油，飞不出台湾地区空域，更到不了南京。加油又不能太明显，否则机场人员马上会起疑。
几个人只能等机会，把准备工作藏在日常勤务里。机会终于来了。
那天傍晚，嘉义机场上出现了短暂混乱。人员注意力被别处吸引，机场秩序看上去还在，但警戒的缝隙已经露了出来。
江富考判断，不能再等。四个人迅速登机，C-47机身笨重，启动过程也不安静，发动机一响，周围不可能完全没反应。
江富考坐上驾驶位，手上动作不能乱，心里也不能乱。飞机开始滑行。
就在这时，最麻烦的情况出现了：飞机转不了方向。这不是小问题，停在地面的运输机，方向控制一旦失灵，就无法顺利进入跑道。
它会卡在滑行道上，像一头被人看见的庞然大物，再过几十秒，警卫、地勤、塔台都会围上来。塔台果然发现不对，急忙呼叫，追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
江富考不能说实话，也不能沉默，他只能用“试机”之类的说法稳住对方，可塔台不是傻子，飞机有没有起飞计划、有没有调度命令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真正考验人的，就是这点时间。
江富考一边回应，一边想办法把机头扭向跑道。他利用油门、刹车和飞机自身的惯性，一点点调整方向。
C-47不是灵巧的战斗机，动作慢，反应沉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冲偏。机场上的人还没有完全围过来，塔台的声音却越来越急。
那一刻，江富考拼的不是胆子大，而是多年飞行训练留下的手感。飞机终于转过来了。
只要对准跑道，剩下的事就不能再犹豫，江富考推大油门，C-47开始加速，机轮在跑道上震动，机身越来越轻。等地面人员真正意识到这不是试机时，飞机已经离地。
一旦飞上天，危险并没有结束。运输机速度不快，目标也大。
如果台湾地区方面派战斗机追击，C-47很难正面对抗。江富考只能尽量选择低空飞行，减少被发现和拦截的可能。
夜色渐深，海峡上空没有多少参照物，航向、油量、高度，每一项都不能出错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南京。
南京对江富考来说并不陌生，但这次降落和以往不同。没有正常报备，没有标准联系，地面一开始无法立刻确认飞机身份。
对地面人员来说，夜里突然出现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，也必须谨慎处置。后来身份和来意确认后，南京方面协助他们降落，C-47安全落地，四个人也终于脱离了最危险的阶段。
这架飞机的意义，不只是多了一架运输机。1949年11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，人民空军正处在起步阶段。
那时缺飞机，更缺熟练飞行员和机务人才。江富考等人的到来，正好赶上了这个关键时刻。
落地后，为防止后续风险，飞机又转场到济南，随后相关人员进入人民空军系统。江富考后来长期从事航空和飞行教育工作。
历史有时就是这样，看似由大局推动，真正落到个人身上，却往往是一脚油门、一把方向、一瞬间的判断。江富考驾驶C-47离开嘉义机场，是1949年复杂局势中的一个小切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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